浮动汇率问世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却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一个问题的普遍认知，即：在经济体系中，什么才是永远正常而合理的。最近，以中国为抨击靶子的美国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林塞·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理所当然地写道：“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汇率应该是浮动的。”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一“原则”在多数经济学家的眼中一定是荒谬而怪诞的。在此之前的2500年中，跨境接受的货币通常都是黄金，或是可以兑换黄金的凭证。即便是强烈主张消除“商品货币”最后-残余的经济学大师——约翰&S226;梅纳德&S226;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是固定汇率的坚定拥趸。
浮动汇率已成为极端的周期性不稳定根源，在一些本币不被国际交易接受的国家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货币危机，并通过美元资本的进口，加剧了这些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失衡。恒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这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几十年之前，就已为人们熟知了。正如弗里德里克&S226;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1937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在固定汇率下，“短期资本运动的效果，一般都会减弱实际波动的幅度……然而，如果汇率实现浮动，资本运动将趋向与最初原因同方向运动，从而使波动加强。”在一战和二战之间，伴随金本位体系的崩溃，资本流的行为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准确地印证了上述逻辑。
货币民族主义者认为，各国理所当然都应拥有自己的纸币，而且不应浪费资源持有黄金或硬通货储备。而如同全球化方面最知名的经济学家批评者约瑟夫&S226;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做的那样，货币民族主义者最终必将要求实施资本控制，以防止人们干扰政府对国家信贷环境的控制。但哈耶克认为，政府无法止步于此，因为“旨在有效防止资本外流的汇率控制，必将包括对外贸的完全控制，因为在进出口信贷方面的任何变化，都必然意味着一种国际性的资本运动。”
的确，这就是阿根廷自2002年放弃钉住美元汇率制以来选择的道路。自从勾销了价值800亿美元的债务（约占名义价值的75%）之后，阿根廷政府一直在采取前所未有的强硬干预手段，以削弱阿根廷人保护私有存款和从事外贸活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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