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转化为系统性风险，但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存在“超国家性”的制度因素，各国相机抉择的、变换频繁的经济政策又常常缺乏相应的协调和合作，为此世界各国间的博弈解常常是零和性的，协同战略无法有效实施，协作性利益也无法取得。另一方面，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缺乏能够承担监管国际金融市场、扮演最后贷款人及最后清算人角色的组织性建构，即使IMF和WB能够承担部分角色，但其绩效却很差。
再次，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自由兑换、国际收支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
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趋势。金融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金融资产的投机性大大超过投资性；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大大超过真实经济发展程度；三是经济金融自由化发展到使发达国家失控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价格信号紊乱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汇率制度难以维护市场稳定。国际外汇市场的稳定是国际金融稳定的基础，但这要依赖有效的汇率制度。发达国家以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为基础，一般实行浮动汇率制，其汇率形成和变动，反映了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利益，并且能左右国际汇率水平和变动的趋势。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金融发展依附性，只能被动地选择盯住美元等少数几种货币的盯住汇率制，这种汇率制度的致命缺陷是汇率缺乏弹性，且极具脆弱性，汇率水平难以反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际水平，削弱了汇率杠杆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在大规模无序国际资本流动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成本很大，根据蒙代尔模型理论，维持盯住汇率制度也破坏了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独立性。这种混乱的汇率格局必然导致各国汇率出现过度波动和资本大规模流动。
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也诱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出现了过度波动，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韩元和泰国铢对美元的汇率都贬值了50%。IMF(1998)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1975年～1997年期间，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大约在53个国家发生了158次货币危机，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多数货币危机直接缘于本币汇率的过度波动，而从根本上缘于主要国际货币的过度波动。
汇率过度波动会带来很高的经济成本，基于投资者心理分析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证明：一方面，汇率过度波动，即汇率对均衡价值的极端偏离常常会引起错误价格信号并增加了投资者决策不确定性，从而引发投资的减少及经济效率下降。另一方面，汇率频繁波动，再加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缺乏制度保护的“暂时性盯住”而非货币制度下的永久性盯住，本身就为游资冲击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引起投资者“心理锚定”扭曲，并以此强化国际投资者“羊群效应”和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进一步加剧汇率变动，迫使一国转而实行更有弹性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并由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曾经在本国汇率失去锚定后，引起升值预期后带来大规模资本流入导致资产膨胀。
国际性游资冲击
如发生在墨西哥、东亚、俄罗斯等国家或地区的国际金融危机所显示的那样，19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国际间大量的过剩资本流动所带来的一国、一个地区乃至全球性的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197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19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就增加到了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由于电子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短期资金的流动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国际资本流动基础是一国自身的经济基础、经济实力和投资政策取向的综合反映，同时金融格局的趋同化、无形化以及连动性，对资本流动方式和速度有着较大干扰刺激作用。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正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提高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因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恰恰为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更适应的气候和土壤，这种便利首先在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特点为短期性国际资本提供了更多的套利机会；其次，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具有的无约束性制度特性为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三，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对各国金融自由化改革进行的鼓励也是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结构性原因。但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高波动性同时也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强化因素。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性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待机予以攻击并引发一国货币危机爆发；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本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衰退；当依赖“群羊行为”的短期性国际资本出现集体无理性流动时又会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传染”到别的国家。这些说明，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的危害具有乘数效应。
相比较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秩序是一个通过增加金融稳定性进而提升各国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系统性尝试。该协议的目的在于促使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与保持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相协调，对短期性资本流动进行限制是这个体系一个基本要素。
然而当保障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两个基本条件——当美国作为货币中心国所具有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对国际资本流动有效控制都逐步丧失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也于1971年崩溃了。在“牙买加体系”下，所在货币都失去了恒定的价值基础，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我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充满矛盾和风险的金融世界中。(当代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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